学术交流

开展学术活动，交流科研成果，扩大我院影响，提高科技人员学术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

 

一是，每年结合年初的设计审查和年终工作总结在院内举办学术报告会。各专题组成员根据当年的科研成果，以宣读论文方式汇报科研成果进行学术交流。同时，针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请有关专家进行专题讲座和有关规范标准的培训。这种方式很好，既汇报了各专题组的科研工作，又达到了学术交流的目的。

 

二是，有选择地组织科技人员参加全国性的与地学有关的专业学术会议。每年约有二、三十人参加矿床地质、矿山地质、岩石矿物、地球化学、地球物理、遥感地质、资源综合利用、地质经济、测试分析、情报信息等专业性学术会议。特别是从1958 年以来召开的全国矿床地质大会，都做了重点准备，组织矿床地质人员撰写论文参加大会。1958 年在京召开的矿床地质大会，金耀华、王述平、施林道、王之田、欧阳宗圻、熊光楚、杜汉忠、何智礼、周传新等同志参加大会，并同与会代表到中南海受周总理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合影留念。1980 年至1993 年先后在杭州、成都、西宁、北京、南京、西安、南昌、北京、长春、贵阳、厦门召开的第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矿床大会，康永孚参与主持第二届、第三届大会，孙延绵担任第二、第三、第四届大会副秘书长、秘书长工作。王京彬担任第八、第九届大会组织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十一、十二届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每届我院（所）都选派七、八名代表参加大会宣读论文，交流学术成果，受到好评。1984 年在成都召开的第三届全国矿床大会，将我院（所）矿床地质研究论文集献给了大会。这些学术活动反映了我院（所）在全国矿床地质学术活动的地位。

 

三是，有选择地参加国际地学方面学术会议。我院（所）恢复以来，选派专家带着论文参加国际地质大会、国际矿床成因协会学术会议、国际地球物理学术会议、国际地球化学勘查学术会议、国际遥感会议和国际采矿大会等相关领域的国际学术会议和专题研讨会，并制作展板展示我院（所）的学术成果。我们组织专家参加这些国际学术会议，颇有收获。不仅参加会议宣读论文，宣传了我们的成果，扩大了影响，而且了解到国际上矿床研究和地质勘查的新进展和动向，并为我所用。如欧阳宗圻参加第11 届国际地球化学勘查学术会议后，总结了国际化探10 项新进展，向有色公司地质局提出开展化探工作5 条建议，强调编制实施成矿区带化探普查规划，完善区带地球化学普查系统，加强矿田地球化学找矿系统的建立，重视化探找金矿。这些建议在“七五”期间有色地质部门开展化探工作起到了重要导向作用。王之田参加28 届国际地质大会，了解到国际重视超大型矿床生成与特定的地质环境研究，建议开展国内外大型、超大型铜矿对比研究，得到了有色总公司科技局支持，列入1990—1991 年研究项目，并取得重要研究成果，出版了《大型铜矿地质与找矿》专著。这些作法，使有色地质部门和有关部门的广大地质工作者及时了解到当前国际地学研究的最新成就和发展趋势，起到了少数人出国，多数人受益的作用。

 

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通过宣读或展讲我们的论文和结交朋友，扩大了影响。不少论文，会后在会议文集或有关刊物发表了全文。有的刊物介绍我所地质专家学术成就，如王之田参加28 届国际地质大会后，美国经济地质学家协会会刊介绍“王之田学术成就”。

 

此外，自60 年代以来，我院还选派专家到国外考察、援助和工作的有几十人次。所到国家包括瑞典、西德、波兰、芬兰、比利时、美国、澳大利亚、日本、越南、巴基斯坦、朝鲜、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玻利维亚、智利和厄瓜多尔等。

 

近年来接待了日本、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比利时、芬兰、蒙古、伊朗、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韩国、加拿大、希腊、苏丹、玻利维亚、意大利等国家的地质学家来我所参观访问和学术交流。

 

四是，我所有20 多名专家在中国地质学会、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中国有色金属学会、北京市地质学会、中国金属学会、北京市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分会等当选为副理事长、常务理事、理事、名誉理事、副秘书长以及这些学会所属的专业委员会(学委会)担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秘书长、副秘书长和委员等职务。康永孚曾当选为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副理事长，熊光楚曾当选为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市地球物理学会理事长(现授予名誉理事长)，陈振玠为中国地质学会第34-37 届理事会副秘书长，王京彬为《地质论评》、《地球化学》、《地学前缘》等刊物编委，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地质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地质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有色金属学会常务理事等。这些同志积极参与组织学术活动，为所在的学会做了大量有益的学术活动工作。